據統計資料顯示,我國公務員共有689萬人,90%以上職位層次在科級以下,上升通道狹窄。35歲被公認為職業轉型關鍵期,部分基層公務員恰恰在此遭遇職業和收入上的雙重“梗阻”,一些人“走”意萌發,轉型到一些企業掙錢(據9月16日《工人日報》)。
    對個人來說,職業選擇是對自身能力、職業收入、風險調節等等各種因素予以通盤考慮的結果。放在整個社會的大背景下,公務員職業就是一個市場,對該種職業的選擇自然要受到市場供求變化和調節的影響。因此,從這個角度上來看,公務員收入低、無福利以及35歲上遭遇的雙重“梗阻”現象,也是一種市場調節。
    這種市場調節理應是公務員職場變化的常態,也是一個成熟和理性的公務員市場所擁有的變化常態。儘管這種變化常態此前或許早已存在,但由於一些人對公務員職場的認識不夠理性,或者說由於人們對公務員職場的認識擁有誤區(當然,這種誤區也與公務員的收入和福利不透明有很大關係),致使大批的年輕人紛紛擠入這個行業之中,以至於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·菲爾普斯說:“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,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,這是一種嚴重的浪費。”
    因此,我尤其不贊成那些通過提高公務員待遇和打破公務員雙重“梗阻”以留住公務員的建議和做法。因為,在某種意義上,這是一種干預市場調節的做法,我們的公務員市場調節,就該把那些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,從公務員隊伍中“排擠”出去經營實業。正如菲爾普斯所指出的,每個國家都需要公務員,但政府機構不是給年輕人的。既然政府不能幹預這些年輕人的職業選擇權,但就通過市場調節來促使他們離開吧。
  辛木  (原標題:基層公務員“走”意萌發 應視為市場調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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