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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據統計資料顯示，我國公務員共有689萬人，90%以上職位層次在科級以下，上升通道狹窄。35歲被公認為職業轉型關鍵期，部分基層公務員恰恰在此遭遇職業和收入上的雙重“梗阻”，一些人“走”意萌發，轉型到一些企業掙錢（據9月16日《工人日報》）。
　　　　對個人來說，職業選擇是對自身能力、職業收入、風險調節等等各種因素予以通盤考慮的結果。放在整個社會的大背景下，公務員職業就是一個市場，對該種職業的選擇自然要受到市場供求變化和調節的影響。因此，從這個角度上來看，公務員收入低、無福利以及35歲上遭遇的雙重“梗阻”現象，也是一種市場調節。
　　　　這種市場調節理應是公務員職場變化的常態，也是一個成熟和理性的公務員市場所擁有的變化常態。儘管這種變化常態此前或許早已存在，但由於一些人對公務員職場的認識不夠理性，或者說由於人們對公務員職場的認識擁有誤區（當然，這種誤區也與公務員的收入和福利不透明有很大關係），致使大批的年輕人紛紛擠入這個行業之中，以至於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·菲爾普斯說：“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，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，這是一種嚴重的浪費。”
　　　　因此，我尤其不贊成那些通過提高公務員待遇和打破公務員雙重“梗阻”以留住公務員的建議和做法。因為，在某種意義上，這是一種干預市場調節的做法，我們的公務員市場調節，就該把那些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，從公務員隊伍中“排擠”出去經營實業。正如菲爾普斯所指出的，每個國家都需要公務員，但政府機構不是給年輕人的。既然政府不能幹預這些年輕人的職業選擇權，但就通過市場調節來促使他們離開吧。
　　辛木　　（原標題：基層公務員“走”意萌發 應視為市場調節）